Główna 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

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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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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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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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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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Rok:
2012
Język: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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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底谁戏弄了谁

R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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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专家点评

宣传语

序一 (1)

序一 (2)

序一 (3)

序二

前言(1)

前言(2)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1)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2)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3)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1)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2)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3)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1)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2)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3)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1)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2)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3)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1)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2)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3)

六、地缘政治与世界能源金融合作(1)

六、地缘政治与世界能源金融合作(2)

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呼声高涨(1)

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呼声高涨(2)

二、回归国际金本位是否可行(1)

二、回归国际金本位是否可行(2)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1)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2)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1)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2)

五、国际金融的利益博弈与前景(1)

五、国际金融的利益博弈与前景(2)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1、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徐博士曾经从事宏观金融监管和微观金融操作,他在《大国金融方略》中表现的忧国之心和博学多识,令我深感欣慰和钦佩。





——常清,中国农业大学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2、《大国金融方略》一书,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大国博弈格局,宏观和微观兼顾,是徐教授的呕心沥血之作,体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学以致用和拳拳报国情怀。





——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3、没有金融崛起,根本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没有金融崛起,更谈不上强大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国金融方略》,正是徐博士从思维、理念方面补齐中国金融短板的一次积极努力。





——马方业,著名财经评论家,《证券日报》副总编辑





4、金融改革应树立“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改革观、“把结构优化置于优先地位”的发展观、“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调并进”的开放观。很高兴,我的“三观”思想与徐教授的《大国金融方略》不谋而合。





——苑德军,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博士,教授,博导





5、全球金融风暴百年一遇,国际金融格局变迁机会孕育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大国金融发展战略规划正当其时。





——倪建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官员,曾任IMF经济学家,博士





宣传语


【宣传语】



如何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人民币应该国际化吗?如何增强我国的综合金融国力?怎样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世界金融版图正在重新划分,中国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金融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中国金融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大国崛起需要金融战略思维



【内容推荐】



中国能否在世界金融版图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地位,成就大国崛起的梦想?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金融战略,如何才能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顺着本书的思路,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 借古喻今,回眸400年世界金融史



 以史为鉴,近看中国金融发展历程



 世界多极,地缘政治与世界金融版图重绘



 金融危机,美国霸权与美元走向衰落



 大国博弈,创造世界金融新格局



 三大方略,实现金融强国梦想





序一 (1)


金融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





陈耀先





一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提醒了我们:金融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眼下,危机还未出现停止的迹象。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胁。长期以来,在人们固有的意识里,美国的金融体系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应该是最完善的,也是无懈可击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当作楷模。但是,21世纪以来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无节制膨胀,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利令智昏;美国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失误,让国际上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在世界上最聚财的华尔街接二连三地破产;人们看到的是,虚拟经济的系统性故障开始牵动美国实体经济,进而牵动欧洲和亚洲,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人说,如今的世界经济,美国打一个喷嚏,中国就感冒。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出了问题,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额,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美国只要搅动贸易和强; 权美元政策的任何一个杠杆,都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是,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十分清醒的分析。除了因持有美国债券和少数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造成的损失外,中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牵连;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中国经济除了外贸受挫,国内一些企业的产品产能过剩,不少企业兼并、倒闭、破产,事实上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我们也需要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非常明显的,金融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是事实。例如,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问题,总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在发达国家作为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在中国,不是不想做、不能做,而是我们的体制不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对,我们现存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总不能都归咎于金融危机吧?



站在中国的角度,面对金融危机,我们不能让外国人忽悠我们,中国坚决不当全球危机的救世主。但是,我们也不要忽悠自己,自我膨胀,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强大的足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诸如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等,也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要认为“天下大乱”了,不能独善其身了,任意地夸大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似乎“金融海啸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可装”。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金融体系和金融安全的问题,并不是这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从根本上讲,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现在正是一个时机,抓住当前金融危机的机会,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着力于民生投资,扩大内需,改变基建财政为公共财政,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达到经济平衡、稳定,最终做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目前,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超常措施,多为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中国不尽相同,国家推出了启动内需的政策,拿出4万亿进行投资。我觉得,4万亿启动了投资,增加了出口,这样可能收效较快,创造出GDP数据;但投资拉动起来之后,能源、原材料、电力,包括货币可能都会紧张起来,可能会加重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因为仍然是传统的以投资拉动GDP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远看有可能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启动内需的效果不一定理想。



据2009年3月召开的两会的消息,4万亿已经引发各地的投资热潮,各地统计下来达20万亿,相当于全社会居民家庭部门的全部资产,仅2009年财政赤字就创了近万亿的纪录,银行货币投放也创纪录地实现了单月放贷上万亿的规模。有人认为,超常投资带来的很多问题,留着以后去解决吧!这种心态就是过了今天,不管明日了。我以为,这种认识千万要不得!因为,这样做将会危害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安全,而金融安全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千万不能短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序一 (2)


二



在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蔓延的今天,如何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自然是宏观经济、市场经济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对此,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国家的金融安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金融监管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最核心的是:金融安全与效率。要构造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恐怕是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的时候,尤其要将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当今世界金融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这次危机也暴露了我国金融安全中的某些隐患,例如,外汇储备投资管理、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缺失,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引进国外金融风险管理模式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但这次美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反映了美国金融风险管理模式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和完善金融危机预警与应对机制,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做好压力测试,定期演练,常抓不懈。可以看到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的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和交易所清算系统都经受住了考验,而且美国政府的决策效率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第二,在金融监管方面,全世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美国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暴露出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分工过细、部门林立、监管缺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没有保持同步。就美国的金融监管而言,问题是创新不当和创新过度,疏于监管,特别是疏于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和评估机构的监管。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是不要创新,也不是不要金融衍生品,而是要纳入规则、制度和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这种模式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自然有很多的优势,但是也限制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空间,影响了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推进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在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我国目前的金融创新水平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遇,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创新上的差距。



第三,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我40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认识,就是必须加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责任体系。我觉得,金融机构不能因为利益诱惑,放松了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格林斯潘在做自我反省的时候,也坦承他的错误就在于过高估计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市场中的普通商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和社会稳定。



因此,需要进一步强调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它们应把维护金融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要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每一项金融行为都要维护投资者利益,不能将“有毒”的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除了要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外,还需要普遍提高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在这方面,行业自律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直接融资的比例。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经济成长好、经济发达的国家,一定是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同步发展,一定是有一个健全的、发达的金融体系。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应该涵盖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前者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等主要金融机构,后者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其中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金融的核心,我认为应当是资本市场。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所有社会的经济主体都要参与到市场的交易中来,包括银行、保险的产品,无一例外。从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发展来看,目前美国投资银行“五朵金花”全军覆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时代就此结束了。美国金融机构在“去杠杆化”之后,相信还会有新的出色表现。



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发展,加强市场的基本制度建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变长期以来“单边市场”的局面。增加资本市场功能,比如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加快发展公司债券市场、推动金融创新等。现在有这样一种舆论,认为推出股指期货条件不成熟、时机不成熟。结果是,牛市不敢推,熊市也?敢推;前怕狼,后怕虎,贻误了不少时机。实际上,股指期货已经准备三年多时间了,条件应当说是成熟的,现在推出就是合适的时机。当然,从策略上考虑,推出股指期货可以让机构投资者“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后,再做大范围推广。





序一 (3)


第五,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建立中小企业银行等,后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但是,深圳创业板已经历“十年抗战”,时至今日还没有推出。由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缺失,对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现在,中小企业普遍遇到资金和经营上的困难,这时指望放松银根、增加短期投资,我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中央银行“放水”,再多也是放在国有大银行里,面对4万亿的投资计划,大银行的“水”,仅保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新的地方政府债都不够,哪里还有中小企业的份额?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否则,还得走民间借贷的道路,而这条路子很窄。要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不要干预太多。运用市场规律,做到简化上市程序,降低市场运作成本;设置多套标准,满足不同企业需要;注重多样性,涵盖更多行业;依靠游戏规则,规范投资行为,从严加强监管,包括严格退市制度。



第六,金融的发展必须要有创新。美国金融危机,问题虽然出在金融衍生品上,但有人认为美国和西方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发展有所怀疑,这实际是不对的。从总体上看,这一次金融危机主要是场外资产证券化产品(如MBS、CDO)和保险产品(CDS)出了问题,而场内衍生品交易基本正常;而且,美国场内衍生品,如股指期货、股票期权交易,还起到了稳定证券市场的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我国A股市场跌幅高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跌幅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因噎废食”。现在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要加快发展我国场内金融衍生品交易。不久前,我国推出了黄金期货、钢材期货交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应该继续开发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和加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



第七,鼓励金融机构关注弱势经济服务和启动农村市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密度明显低下,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这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问题。我国农村地区既需要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需要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农村保险产品。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提高服务水平,满足“三农”资金需求,提高农民生活和福利水平。



三



让我高兴的是,上述问题在徐洪才的新著《大国金融方略》一书中都有所论述。我只是借《大国金融方略》这个大题目,有感而发,提出几个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算是一家之言吧。



我和徐洪才相识,要追溯到十几年前,那时他在人民银行条法司工作,由于是我分管的部门,接触较多。他勤奋好学、思路敏捷,业务娴熟、文笔不错,善于研究,看得出后生可畏。后来,他到资本市场一线工作,几年前又回到高校教书育人。在此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金融专家,出版了几部著作,送我看后,觉得这么多年,他在金融学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且比较务实。他所研究的问题很有深度,见解很有见地。



《大国金融方略》发表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发展之时,我认为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当今金融学科领域里的一部好教材。说好是因为该书在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务实、个案与一般的分析与研究上,较为成功。该书不仅较系统地总结了国际金融历史经验,既包括英镑和美元称霸世界的历史,也包括所谓日本“金融战败”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中的诸多宏观和微观问题,都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并大胆地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的设想。



虽然书中有的观点我认为需要探讨,但这部著作仍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对于初涉金融学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启蒙,对于金融理论研究者和从事金融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有感而发,是为序。





2009年初春,于北京金融街序





序二


中国金融要走创新发展之路





汪海波



2008年,对全人类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一场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席卷了全世界,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和日本,无一幸免,这是本人从事经济研究工作60年来从未见过的。



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意义更不一般。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了30年。中国创造的连续30年平均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能否延续?目前,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急剧下滑,华尔街正在走向万丈深渊,中国怎么办?中国的机遇又在哪里?



回顾400年来世界金融业的历史,特别是回顾100年来美国金融霸权的盛衰史,对于目前中国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是极具借鉴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步奠定了国际经济霸主地位。当时很多经济学家戏言:“美国一感冒,欧洲得肺炎”。100年以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出现了“美国一感冒,全球得肺炎”的新情况。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心和源头分明发生在美国华尔街,但非美国地区,包括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受灾情况却比美国严重得多,其原因何在?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但到1820年,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明显低于中国。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所做的研究,中国从清初战乱开始,发展到1820年,其GDP占世界GDP的32%,大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美俄日之和。后因战乱和国外侵略掠夺,经济发展缓慢;但到1890年,中国GDP还和美国相近。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中美经济拉开了巨大差距。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我认为金融战略上的差距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更是一个战略立国的国家。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就被认为是自由、民主、法制和科学的样板。200多年来,美国经济固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对外扩张、甚至侵略的不良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建立,美国在运用金融战略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长袖善舞。美国一面对抗“共产主义”而扶持日本和德国,一面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通过垄断国际货币发行而获得巨大利益。在日德经济奇迹示范下,一些拉美国家一度迫不及待地加入美国体系。但经济金融自由化换来的却是1983年、1987年、1997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并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受控于美国;于是,事物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拉美国家成为反美急先锋。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西方国家出台了反动的“布热金斯基原则”,确立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阻止穷国工业化,以保持西方国家的领先优势。1990年,西方发达国家又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其本质是廉价地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通过金融方式掠夺世界财富,并迫使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然后提出附带苛刻条件的援助方案来实施战略控制,必要时甚至发动战争,以阻止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国家的领先优势,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实现对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洗劫。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但也成为“世界工厂”和廉价“打工仔”。



大国和平崛起,离不开金融支持。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加快,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银行改革和资本市场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在周边地区贸易中,人民币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人民币国际化已有了良好基础和开端。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金融强国。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银行呆坏账比例较高;市场竞争力和创新活力不足;资本市场困难重重;上市公司整体素质不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待建立。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在实现30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依赖外需、特别是过度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能源和资源消耗以及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之上的,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彻底改变。而且,在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中,美元资产占了较高的比重;在中国大宗对外贸易中,美元是主要结算与支付货币。眼下,人类正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金融体系遭受了重创,全世界人民日子都不好过。世界经济将何去何从?中国金融发展方向又在哪里?



此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徐洪才教授的新著《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出版了。徐洪才是我国著名金融专家,有着近20年的企业、银行和证?从业经历和管理经验,现在执教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他习惯于将宏观问题与微观操作相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情况相结合,在我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部内容广泛、涉及国家金融发展的学术专著中,他系统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和教训,从战略高度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成为金融强国的诸多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对策思路。徐洪才的多部著作都是我写的序言,我非常高兴能再一次为他的著作作序。这部著作,文笔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更值得政府官员们阅读。



我希望,徐洪才教授在今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能够再接再厉,继续脚踏实地、大胆探索,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同时,我更希望,中国经济能够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强自立、稳步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9年春节,于北京





前言(1)


大国崛起需要金融战略思维





一



顾名思义,“大国”是指“强大的国家”,或“伟大的国家”。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管子》一书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它从国土面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定义了“大国”的内涵。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21世纪的强国应该追求三大目标,一是提供军事安全,二是满足老百姓消费,三是保证经济增长。其中,经济增长是基础,三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否则,将难以长久保持一个大国的地位。



应该说,《管子》和保罗•肯尼迪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后者虽然忽略了国土面积和人口因素,但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来满足居民消费,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福利和实惠。笔者认为,大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大国,是指一个国家的自然要素,如人口和国土面积。与大国相近的概念是强国。但是,强国不一定是大国。以色列从人口和国土面积上讲,应该是一个小国,而从军事力量上看,无疑是一个强国。因此,小国可以是强国,大国却未必是强国。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都是人口大国,但从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看,却很难说是强国。



广义的大国,是指既大又强的国家,也就是“强大的国家”或“伟大的国家”,通常是指世界性大国。强大的国家,不一定需要包括构成狭义大国或强国的全部要素,但必须包括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强大的国家至少拥有构成大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这两个要素中的一个,至少拥有构成强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种实力中的一种。所以,从狭义上看,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从广义上说,中国还只是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潜在的大国。



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后来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基辛格也提出了“大三角”的概念。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中国和印度正在崛起,俄罗斯也处于恢复实力过程中。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使美国实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单极世界格局走向瓦解,但是新世界的曙光却若明若暗,距离我们似乎仍然十分遥远。



二



大国之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持,最近100年的美国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按照《伟大的博弈》一书作者约翰S.戈登的说法,在21世纪曙光初现之时,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只有回望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盛世年华,才能勉强找到一个可比对象。罗马用武力征服世界;一个世纪以前,大英帝国坐拥全球1/4的领土,世界上有1/3的人口是爱德华七世的子民。但在20世纪里,美国没有依靠战争来扩大其主权领土。今日的美国仅仅拥有全球6%的领土和6%的人口,但其国际影响力却超过了19世纪中期处于巅峰期的英国。



这一切都令约翰S.戈登先生感到无比的自豪,美国确实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国家。美国之强大,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还表现在文化实力上。即便是遭受这一次所谓“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也无法撼动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透过美国表现出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所有“硬的”和“软的”实力背后,不难发现其中最为根本的方面,就是美国拥有“任意地”印刷美元的特权和华尔街具有无与伦比的金融威力。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中存在两大驱动产业链:一个是“买方驱动链”,包括:成衣、鞋类、玩具、家用器皿、消费类电子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个是“生产者驱动链”,包括: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中型机械等,基本上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然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很不幸地处于两个产业链的底层 。在这个被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第二版)》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 Friedman)描述为“平坦”的世界里 ,中国已沦落为全球打工仔。在经济全球化的美丽外衣之下,掩盖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的不公平事实。



三



近年来,一部名为《货币战争》的著作风靡全中国,在得到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了个别人的无情诋毁。显然,这是一本争议很大的书籍。在这里,笔者想起了一句老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毋庸置疑,《货币战争》向中国老百姓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并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察问题视角。书中有的结论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笔者并不同意作者的全部观点,但这部著作极大地启发了中国老百姓的金融意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前言(2)


该书作者宋鸿兵认为,一场由西方银行家们发动的袭击中国金融的战争正在逼近,中国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在这方面,日本已付出了惨重代价,成为中国以资借鉴的反面教材。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日本《金融战败》一书的作者吉川元忠曾哀叹,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战败造成的财富损失,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目前,国际财团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正在重复当年的老套路。



宋鸿兵指出,这均针对中国的金融打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造成中国严重的资产泡沫,引发流动性过剩;第二阶段,为金融打击阶段,这种攻击很可能是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精确打击,就像攻击日本一样;第三阶段,是国际银行家以跳楼价收购中国核心资产的阶段。这一切都是国际银行家们有计划的、精确的操作,就像庄家控盘一样。为此,他不无忧虑地提醒人们,中国金融业掌舵人是否具有“战争意识”,是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关键。然而,目前中国关于“货币战争”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很多业内人士、学者和政府主管官员对国家“金融安全”概念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战术”层次,而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宋鸿兵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结局很可能是:第一,继续为“外贸顺差”买单,造成财富流失。第二,美国大幅贬值美元逃避债务,推高石油价格,掠夺中国。第三,中国的银行股权低卖高买,导致几万亿资产流失。在外资低价购买我金融资产大获其利的同时,我们在海外购买的金融资产却大幅贬值,损失惨痛。第四,股市制度设计不公,加之国际金融风暴冲击,导致股市暴跌损失20万亿元。第五,股市崩溃殃及实体经济,优待外资、助外强断我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最近几年中外金融领域发生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宋鸿兵所言的货币战争并非是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也不是像某些华尔街人士所言的“子虚乌有” 。



诚然,宋鸿兵所指的西方银行家们,实际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资本主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在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出现了所谓全球化的新特征;但是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相反,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主权对全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因素,如“无国籍公司”,但主导国际关系的核心仍然是国家利益。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中,这种国家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笔者认为,任何企图抹杀这种国家利益分歧的做法,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别有用心。四



本书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试图从战略高度对中国金融发展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自己完整的见解。



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世界金融业最近400年的历史,重点研究了英镑和美元的兴衰过程,并对20世纪90年代所谓“日本战败”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从货币政策、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角度,总结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三章,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了当今世界金融版图和大国金融博弈的格局;第四章,研究了美国霸权与美元的盛衰;第五章讨论了大国博弈与世界金融新格局;最后三章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分别讨论了如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增强我国综合金融国力,以及如何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开卷有益,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思考我国金融发展战略问题。





徐洪才



2009年3月18日,北京通惠河畔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1)


世界上最大的“穷国”借钱给世界上最大的“富国”,针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哈佛大学金融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新词“Chimerica”;而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



G7已是明日黄花,但“金砖四国”却难为明日之星,G2主导世界也不现实。可喜的是,G20开始走上前台,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一个多极化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福音。



——作者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但同时也存在着美国顽固推行“一极化”的逆流。这种“一极化”主要是由“两个不平衡”引起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二是经济发达国家内部各国力量发展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平衡发展并不会马上结束。



——著名经济学家汪海波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



1.中美两国“金融恐怖平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差无几,但是中国拥有全球1/4的人口,人口总数约为美国人口总数的4倍;美国创造了世界1/4的财富,财富规模约为中国财富规模的4倍;中国外汇储备占中国GDP的50%以上,美国国债占美国GDP的70%;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中国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世界上最大的“穷国”借钱给世界上最大的“富国”。针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哈佛大学金融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新词Chimerica;而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善于借钱的国家。18世纪,美国从欧洲借钱帮助其完成了领土扩张。19世纪,美国从英国借钱建起了铁路;21世纪初,美国从新兴市场国家借钱吹起了房地产和资产泡沫。这一回,当新兴市场国家以低利率把钱借给了美国,美国并没有把钱用来投资,而是用来入侵伊拉克、去买耗油的越野车和买大房子。



现在,一切都玩完了,生产越野车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快要破产了,成千上万的大房子主人无家可归了。奥巴马上台之后,不得不考虑从伊拉克撤军,而中国农民工也因此失业回乡了。这时,乱花钱的富人把一切责任统统地推给了借钱的穷人。穷人也终于醒悟过来,靠富人乱花钱来提供就业机会,实在是眼光短浅、得不偿失。关于中美两国的这种“金融恐怖平衡”,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汪海波教授已有深刻的论述。他说,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开始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美国顽固推行霸权主义“一极化”的逆流。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就是“一极化”在军事上的表现。这种“一极化”主要是由“两个不平衡”引起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力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削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主要是美国)有了很大的增强。二是经济发达国家内部各国力量发展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盟经济低增长,而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以后,经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平衡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一时还难以改变;第二,美国军事霸权主义气焰更加嚣张;第三,当今国际社会出现了某种“绥靖主义”思潮,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缺乏有力的斗争。



“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恰好是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因发音类似“砖块”一词,故称“金砖四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2003年10月高盛发表了一份名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 联合国总部门口这个破碎的地球确有深刻寓意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1978年时的70多倍,这是一个历史奇迹。最近几年,华尔街有一个“金砖四国”的提法 。在分析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时,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奥尼尔坚持自己的一贯观点,认为西方发生金融危机意味着“金砖四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大份额,甚至比预计的还要快。未来“金砖四国”的GDP总量可能超过西方七国集团(G7,包?: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其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将比其预计的还要快,它们现在共占全球GDP16%的份额。这种格局,让七国集团(G7)感到十分的尴尬。但依笔者之见,“金砖四国”不过是华尔街投资银行从目标客户和赚钱角度出发的一个提法,并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和国家战略意义,因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四个独立性很强的国家“捆绑”在一起、成为紧密型的利益集团,用“金砖四国”替代七国集团(G7)缺乏现实性。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2)


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经济步入衰退,七国集团几乎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而且,八国集团(G8,七国集团+俄罗斯)内部能源战略的摩擦加剧;有人认为,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实际上,保尔森提出的“战略经济对话”级别太低,还不足以称之为G2集团。因为,这不是一个平等的舞台,而是一个迫使中国提高汇率的手段。在美国官员眼中,还有什么比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更重要呢?2009年,注定又是不平凡的一年。奥巴马上台后,他期望力挽狂澜、改变世界。但小布什留给奥巴马的是一个问题缠身的白宫,奥巴马除了要尽快结束金融危机外,还要面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形势、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中东和平僵局、美俄新冷战等诸多挑战。从现实世界看,目前依然是“一美独大”,由G2主导并不现实,欧洲也不具备取代美国的实力。



2008年,中国GDP大约4万亿美元,日本5万亿,欧元区15国合计6万亿,把中国、日本和欧元区GDP加在一起,才以微弱优势超过美国,2008年美国GDP为14万亿美元。无疑,G7已是明日黄花,但“金砖四国”却难为明日之星,G2主导世界也不现实。可喜的是,G20开始走上前台,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一个多极化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福音。



2.G8时代结束,G20走上前台



20世纪7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度恶化,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把西方国家弄得焦头烂额。为了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协调经济政策和重振西方经济,1975年7月初,法国首先倡议召开由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和西德5国参加的最高级首脑会议;后来,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分别加入,八国集团(G8)诞生。八国集团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简称“G8峰会”。G8峰会最初的目的,是为促成八大世界经济先进国领袖与欧洲联盟官员,每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前举行会谈。1998年以后,G8峰会成为八国元首的年度高峰会议,由八国轮流担任主办国,主办国的领袖是该年会议的非正式主席,与会国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交流意见。



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方呼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发言权。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20国集团(G20)。这个国际论坛由欧盟、布雷顿森林机构和来自19个国家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组成,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其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G20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二十国集团全部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5%。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虽未消散,但未来前景也并非是漆黑一片。当今世界,毕竟已与发生经济大萧条时的1929年不同,也与发生亚洲金融风暴时的1997年不同,人类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政府领导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在国际方面,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力图遏止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11月15日,备受世人瞩目的20国集团(G20)全球金融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受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经济下滑,美元国际地位明显动摇,因此,美元问题本应成为此次峰会一个关键问题。但会议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变革,各国领导人只是在批评“旧世界”方面达成一致,但对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却未见任何新鲜举措。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希望通过“修补”规则继续维护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欧洲鼓吹“新版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对金融市场实行干预;日本一方面声称继续维持美元中心体制,另一方面则伺机拓展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总的来说,会议务虚较多,鲜有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唯一的一抹亮色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4点改革主张: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但要落实这些主张,确实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第二次峰会在伦敦召开,与会领导人重申合作恢复增长和就业的承诺,并就IMF增资、加强金融监管等达成具体协议。引人瞩目的是国际金融机构总共8500亿美元的增资计划:IMF增资5000亿美元至7500亿美元;增发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支持多边金融机构1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欧盟将出资1000亿美元,日本将出资1000亿美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



关于经济刺激计划,G20峰会重申各国已承诺的数额——全球在2010年底之前刺激5万亿美元,拉动GDP增长4%,实现在2010年底全球经济恢复增长2%。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峰会承诺,在未来一年不实施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保护措施,建立透明监督机制,承诺在未来两年通过多边发展银行、出口信贷机构等提供25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关于加强全球金融监管问题,峰会同意将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等纳入金融监管范围,要求避税天堂将来披露更多信息,否则将面临制裁。峰会同意扩大并改组现在的金融稳定论坛,使之成为更为有效的国际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



虽然这次伦敦金融峰会并没有讨论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关于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但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和俄罗斯敢于挑战美元霸主地位,体现了一种“亮剑精神”,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一、现实世界中的大国金融版图(3)


3.欧佩克组织扮演重要角色



1960年9月,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巴格达召开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石油公司,维护石油收入;9月14日,五国宣告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简称“欧佩克”。随着成员国的增加,欧佩克发展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国际性石油组织。欧佩克总部设在维也纳。现在,欧佩克旨在通过消除有害的、不必要的价格波动,确保国际石油市场上石油价格稳定,保证各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稳定的石油收入,并为石油消费国提供足够、经济、长期的石油供应。欧佩克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它们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



欧佩克成员国会对当前形势和市场走向进行分析预测,明确经济增长速率和石油供求状况等多项基本因素,然后据此磋商在其石油政策中如何进行调整。例如,欧佩克成员国常会作出提高或是减少该组织总体石油产量的调整,以便维持石油价格的稳定,为消费国提供稳定的短期、中期乃至长期的石油供应。



欧佩克组织致力于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与繁荣,因此,为使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都得到保证,欧佩克实行石油生产配额制。如果石油需求上升,或者某些产油国减少了石油产量,欧佩克将增加其石油产量,以阻止石油价格的飙升。若石油价格下滑,欧佩克也有可能依据市场形势减少石油的产量。



欧佩克并不能完全控制国际石油市场,因其成员国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只占世界石油、天然气总产量的40%和14%。但是,欧佩克成员国出口的石油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0%,对国际石油市场还是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当其决定减少或增加石油产量时。欧佩克旨在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与繁荣,并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稳定的石油供应,兼顾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双方的利益。欧佩克通过自愿减少石油产量,或在市场供应不足时增加石油产量的方法来达成上述目标。



4.亚太地区:机遇大于挑战



目前,国际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主要体现为五大特征:一是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下降阶段;二是金融资本过度投机,引发金融危机;三是新兴经济体与世界主要消费市场的矛盾增多;四是奥巴马将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五是美俄矛盾有所激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控制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布局,呈现为“两翼包抄、中间突破”的态势。西面以北约为倚仗,东面以美日同盟为依靠,中间以中亚和中东地区为突破。俄罗斯作为美国以外唯一的世界军事大国,选择了“威权政治+私有制”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借助能源等优势,摆脱了因苏联解体而造成的国力大幅下滑的颓势,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对欧亚大陆现有战略格局构成挑战。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及支持“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此,俄罗斯已表示强烈不满。在此国际背景之下,未来中国的机遇将大于挑战。在机遇方面,美欧市场相对萎缩,将推动东亚其他国家与中国加强多边经济金融合作;如果处理得当,可促使中国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改变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状况。目前的世界格局为中国支持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机遇。就挑战来说,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贸易、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摩擦与矛盾将不断增加。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促使国际货币体系合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如何争取合理地位的挑战,这将充分考验中国的政治智慧。



日本是经济大国,却是政治上的弱国,对美国存在依附性,但同时两国也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从眼前现实利益出发,中日之间有加强经济合作的需要,但在金融合作方面,日本仅对中国其共同分摊危机成本感兴趣。由于日元已经是国际货币,日本对推出亚元并不十分迫切。从经济实力看,目前人民币并不具备领导日元的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盟“10+3”的机制平台上,中日合作有望更进一步。



另外,印度的作用也不应忽视。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发展很快,班加罗尔已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孟买也已具备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印度在金融和科技领域已具备快速发展的基础。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将会腾飞,印度这只巨象也会翩翩起舞,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总之,21世纪对于亚洲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但是,摩根斯坦利亚洲主席史?芬•罗奇认为,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于,该地区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是否具有强大的自力更生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遭受一场外部融资冲击,而现在则面临一场外部需求冲击。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让位于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之前,亚洲世纪的梦想将很可能不会实现。 应该说,史蒂芬•罗奇的这一分析确实抓住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1)


1.美国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1)美元霸权与美元纸老虎。迄今为止,无数有识之士已深刻地分析了美元霸权及其表现,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当今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不过是这样一种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来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廖子光进一步指出,美元霸权的建立,是由于地缘政治建构的特征,也就是关键性商品,尤其是石油,都是以美元标价的。每个国家都接受美元,因为它能买到石油。1973年以后,美国容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的垄断,而美国向产油国索取的筹码是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石油美元的循环 。这种美元循环,是维持美国国际霸主地位的基础。



长期以来,美国人都在“狼吞虎咽地吞食着”廉价的海外石油资源,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被赋予了这些物质特色——大面积的房子、大功率的汽车、大屏幕的电视。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球的产品和银行存款。而现在,因为“吞食得过多”,其信用卡的数额达到了天文数字 。因此,美元最终必然走向崩溃。



2008年3月中旬,笔者正在芝加哥进行学术访问,从当地媒体得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被收购了。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从收购贝尔斯登看美国是一个纸老虎》。这篇文章里写到:



近日里,华尔街突然传出贝尔斯登在美联储干预下将被摩根大通收购,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美联储此次对危机的反应及其处理手段都是极为罕见的,这进一步表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体系危机正在向纵深方向蔓延。由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一位伟人的著名论断:美帝国主义是一个纸老虎!



不过,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这里的“纸老虎”有了一些不同于当年的新含义。



第一,美国是一只老虎。既然是老虎,其本性恐怕是难以改变的;而且,即便现在暂时成了一只“病虎”,也依然是一只老虎。老虎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好逸恶劳,且习惯于贪婪地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不是吗?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资源消耗和浪费最大的国家,美国不愿意自律,却常对别人指手画脚;在当今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高端”位置,美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并不多,但美国人的消费和浪费却相当惊人。在美国市场上,是难以找到美国人自己生产的日用消费品的(大部分是中国制造)。对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消费品,美国一面大肆地挥霍,一面又常常予以无端挑剔和无情指责。这里的挑剔,主要是指针对产品的“质量”;指责,则是说产品实在太“价廉物美”了,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真是莫名其妙!



第二,这里的“纸老虎”,是指美国依靠发行“纸币”来统治全球金融经济。美国向全球发行纸币的特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下来的,在开始的时候,美元纸币是与黄金挂钩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而分崩离析,其后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浮动汇率制度确实是“市场化”的,它能够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似乎一定是一个比固定汇率制度更为“先进”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却成为美国实施全球霸权的工具。不错,美国人的确很富,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美国才能够“加班加点”地开动机器印钞票。不是吗?最近美联储又在大幅度地降息了,“水龙头”越开越大,“非美国家和地区”的财富越来越被稀释,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美国危机的转移和全球流动性的“泛滥成灾”!



第三,这里的“纸老虎”还真的有一点当年那位伟人所说的本来含义。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确实是一个庞然大物,似乎是稳于泰山、牢不可摧的;但在此“太平盛世”中,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次贷风波,怎么让人感觉美国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呢?怎么又会演绎成为这样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呢?



摩根大通此次临危受命,实际上是继承了100年前老一代JP摩根多次挽救金融危局的优良传统;而美联储此次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金融机构的非常规做法(是1929年大危机以来的首次),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非同小可,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国的确是一个“真老虎”。眼下美国虽然面临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但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威力,美联储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处理速度都是非常迅捷和惊人的,反映了美国这个复杂的国家机器的高效率。



这里,人们会产生很多联想,也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在10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当那个让全球华人感到骄傲、却让华尔街感到有点敬畏的“百富勤”投资银行面临暂时的流动性困难时,香港特区政府却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救助。值得庆幸的是,去年10月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的“换股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中信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笔者认为,面临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形势,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应该有所作为、真正负起责任来!



总之,可以说目前的美国既是一个纸老虎,也是一个真老虎。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2)


(2)美联储疯狂“印钱”不可持续。2002年,当伯南克还是美联储的一名主管人员时曾说过:美国政府拥有一种名为“印刷机”的技术,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所希望得到的美元。后来,他又将其概括为著名的“直升机理论”,指美联储可以任意地从直升机上向全球各地散发美元。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几番动用巨额资金救市,想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意味着,美联储更有理由肆无忌惮地“生产”更多的美元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货币供应量改为控制联邦基金市场利率 。在发生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0%,美联储被迫采取所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指在不考虑利率目标的前提下,通过从银行收购越来越多的资产以增加货币供应量。美联储无需通过加印更多钞票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要在电子账面上增加银行在美联储的储备额。美联储可以根据它们的需求来实施这一办法。这样可能导致两个问题出现:一是这些储备账户可能一直增加却无法刺激任何经济行为;二是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美联储“疯狂”印钱是不能持续的。



(3)美国过度消费不可持续。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了它的收入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曾指出:60%至70%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20%的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负债的最常见形式是住房抵押贷款。在此基础上,通过再融资,美国居民进一步扩大了负债。储蓄率的下降和负债率的上升,意味着风险的提高。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只能转移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更不能消除风险。



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2001年美国启动了“借贷消费、金融输血、创新拉动”的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美国2001~2007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但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宣判了这种模式的“死刑”。美国货币当局无法令利息率无止境地下降,也无法令住房价格无止境地上升。当贷款最终无法偿还,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美国过度消费也是不可持续的。



2.美国金融开放的“双重标准”



美国历来奉行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金融开放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之一,每一次中美战略对话(SED)都以不对称开放收官。美国希望中国金融开放,也希望中国资本为其所用,但是美国长期实行双重标准。工行和建行作为两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向美国申请在其境内设立分行,十多年来一直遭到美国拒绝,直到2008年才被批准。之前以我国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和国内监管不合国际标准为由,后来又以这两家银行的最大股东由一支主权财富基金控制为借口,百般阻挠。



美国一向以金融壁垒森严著称。美国设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把外资银行排斥在主流业务之外,如《银行持股公司法》、《银行兼并法》、《银行控股权变更法》、《州际银行法》、《国际银行法》、《金融机构现代化法》和《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等,2007年7月又通过《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目从8个扩大到11个,金融机构自然成了重点领域。2008年4月2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严格的《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外资若想在美国得到“国民待遇”,是非常困难的。反观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草根阶层的质疑声一片,认为设置过于宽松:将外资控股的条件设置得过低和明确,同时将外资控股的审批权放在中国银监会也有不妥之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银行从来未被外资控制过。在英国,没有外资能控制英国银行;在法国,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8家为国有银行;在日本,90%以上金融股权在本国手中;美国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叫得最响亮,但美国最大的9家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全部由美国资本控股。美国对本国金融业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过制定《外资银行监管促进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种种法律限制使外资银行没有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美国监管机构使用一套几乎不透明和主观的标准,来确定外资并购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外国资本持股美国企业超过10%的,须经由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基本上通不过,以至于在现实中外资并购的交易都控制在10%以内。



2008年美国出台的《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对外资收购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规定:第一,只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外资的投资目的存有疑虑,不论其入股多少都可以对交易进行审查;第二,打算收购美国敏感资产的外国投资者,将被要求呈交关于以往在军队及政府部门服务的个人信息;第三,一旦外资收购交易被裁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相关外国企业可能面临高达数千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赋予外国投资委员会被赋予对已完成交易的外资并购的重新审查权,这更加大了外资并购美国企业的潜在风险,而美国则可以随时取消或改变已达成的出售协议。



在外资监管方面,美国总统具有最终裁决权,保证了权力间的制衡,降低了外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技术规范与股权比例上也有明显的限制。如规定:在美国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的外资银行,在取得一家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5%股权之前,必须得到美联储的批准。其次,外资拥有一家银行不少于25%的有投票权股份,即被定义为收购。无论新建子行或收购银行,外资银行母行均须事先得到美联储批准。相比于美国,中国在加入WTO时,为何要对金融开放做出过多的承诺?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3)


3.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



美国独立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先生曾对美国金融霸权做出深刻的分析。他在被美国政府禁止在日本出版的著作《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中指出 ,美国金融霸权有四大支柱:一是以军事、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力量;二是美国的货币帝国主义;三是美国的资源帝国主义;四是美国的农业和粮食战略。此外,笔者认为,美国政府深受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影响,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灵活地运用“投资银行思维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07年春天,笔者就写了一篇文章《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对此做了如下揭露 。



美国是当今世界霸主。一定程度上,即便是日本、欧洲、抑或崛起中的“金砖四国”,都难以单独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上,甚至还表现在文化上。美国之所以称雄于世界,归根到底是由其强大的金融实力决定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初步奠定了霸主基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美国经历多次冲击,也曾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霸主地位至今依然牢固。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运作”高手;换言之,美国擅长运用“投行思维”。美国用投资银行思维方式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可谓是得心应手、屡试不爽,总在困境中化险为夷,顺境中乘风破浪。



投资银行是指资本市场中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金融中介。相对于商业银行的保守,投资银行更加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前者主营存贷款业务,提供间接金融服务;后者主营证券业务,提供直接金融服务。直接金融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信息充分披露条件下投融资双方自担风险,也就是说,投资银行主营业务为“雁过拔毛”,自己较少承担风险。但要将“雁毛”顺利收于囊中,就必须善于“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本意是指对资本的专业化运营和管理,包括融资和投资两个方面,即“把钱借进来和投出去”的意思;但是投资银行玩的都是人家的钱,一般较少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这里的“运作”,字面上是“中性”的,不知何时开始有了“贬义”,这已无从考证。



资本运作的典型形式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并购(M&A)。为了顺利开展IPO和 M&A等业务,投资银行往往要对企业实施“重组术”。“重组”具体表现为核心业务“分拆”和不良资产“剥离”等形式,表面上是资产重组,实际上是利益重组;即通过重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进而重组当事人的利益结构。此外,投资银行还常用“分散”和“对冲”等手段进行资产组合风险管理。有时,投资银行也“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利润。尽管“操纵”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但总是屡禁不止。因此,所谓的“投行思维”,无非是金融巨头凭借资本优势,灵活实施各种“资本运作”技巧、获取垄断利润的思维。这种思维,既可作为进攻性武器,也可作为防御性手段;扩张时能用,防守时也能用。



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投资银行王国。经过200多年的演变,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以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上,投资银行是灵魂、核心和枢纽;一定意义上,投资银行也是美国国家机器的灵魂、核心和枢纽。在美国,投资银行作为一个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仅云集了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广泛应用各种先进科学方法,例如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等。但奇怪的是,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本《投资银行学》教科书,原因据说是华尔街宁可口口相传,也不愿意留下文字而泄露商业秘密。



的确,华尔街有着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从华尔街到华盛顿,有着无数或明或暗的通道,投资银行家们经常在政客和金融家之间不停地转换角色。通常情况下,世界银行行长、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人选,要么来自投资银行,要么来自国防部。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就是明证。“今天是行长,明天是部长;今天是部长,明天是行长。”——80多年前列宁抨击金融资本全方位渗透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时描述的情景,依然是当今金融帝国的真实写照!



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世界。在美国这部精密的国家机器精心运作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后,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意志。美国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国民储蓄率近乎为零,但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凭借其金融霸主地位,毫不吝惜地消费着穷国提供的廉价商品和资本。



在全球化旗帜下?国际垄断资本几乎渗透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美国打喷嚏,全球就感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联储主席就是“世界中央银行”行长,美元利率变动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贯彻其金融战略与政策意图。作为资本运作高手,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来不做亏本生意。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资本市场为交战双方立下“汗马功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立即向百废待兴的日本和西德输送资本,帮助它们医治战争创伤。当然,美国在伸出友谊之手的同时,也为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一旦昔日盟友出现赶超自己的迹象,美国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打压。打压方式有时被掩盖得严严实实,有时也是赤裸裸的。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国难当头之际,尼克松总统首先选择单方面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放任美元贬值,让全世界来分担风险。



而今,美国感到了中国的“威胁”,于是故伎重演,开始打“人民币升值”这张牌。当然,这些“伟大的博弈”主要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进行的。不过,美国也常有凶相毕露的时候,如美国多次发动中东战争,目的“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建立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发展资本市场,首先必须发展投资银行。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其发表的《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一文中强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此认识,实在令人欣慰。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1)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当今世界,美国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的全球剥削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推“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另一方面,迫使全球国际收支顺差国加大了它们对美国政府的贷款。如果债权国不将其盈余储蓄输送到美国,购买国债,就会发生货币危机 。这里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的本质逐渐败露,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随之出现。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华盛顿共识”也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是软弱无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的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 “北京共识”。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拉莫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在拉莫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



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中国在经历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之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与平等的发展环境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社会和谐、保护环境和惩治腐败。



这一模式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拉莫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10+3”等。 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将逐渐取代“华盛顿共识”。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2)


2.“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因此,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很多国企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欧经济萧条和欧盟东扩,也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以上。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价格自由化方案。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意图刚刚显露、未及实施,就引起了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接连发生,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这一“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稳定,又加快了学习与创新,成为“北京共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呈现出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发展势头。



3.“华盛顿共识”理论基础批判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种类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是唯一信息指标。



第二,均衡理论在市场中的表现,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这一理论也有缺陷。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上,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任一环节中断或出现价格波动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价格波动是衰减还是放大,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环境。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不能使经济稳定,反而引起价格螺旋式上升。



第三,西方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可以精确地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地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针对各国经济危机,IMF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更是违背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取得的历史经验,在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时期,削减政府开支必然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裁员,根本动摇了民众信心,使危机雪上加霜。全面私有化忽视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加大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另外,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无视金融服务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该有别于普通工商企业。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人员仍然发放高薪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严厉谴责来看,华尔街机构的公司治理的确像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的:是一种荒唐的制度!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3)


从中国多年的实践看,中国金融机构除了具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常规的公司治理机制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金融从业高管人员的党性教育和组织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打击了金融犯罪。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条成功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讲得不多,还不够理直气壮。美国和IMF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主导权牢牢地握在手里。当年欧洲欲推出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来极力阻止欧元诞生。实际上,美国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它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要求中国进行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而是为华尔街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



斯蒂格利茨曾经提醒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此时此刻,华尔街正在迈向万丈深渊,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蔓延,谁也不知道这个冬天到底有多长。此时此刻,人们开始质疑美国老师们传授的经济学金科玉律,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顺便指出,中国有大批“华盛顿共识”的代言人,有时候这些人的表现并非羞羞答答,而是十分的彻底和露骨。下面是笔者在个人博客里的一篇旧文,再次刊出,以飨读者。



好一个“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



搜狐财经名家博客登载了某副总编辑的博文——“许小年、谢国忠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极大地刺激了笔者的眼睛。一口气读完这篇博文,我的脑海里立刻蹦出了两个字——“无耻!”



博文开门见山,高举“独立思考”的大旗,这与“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的“立场”一致。笔者拜读过谢博士公开发表的很多文章,发现其中确实有很多独立思考和予人以启发之处,但是即便谢国忠在摩根斯坦利就职之时,他也未敢公然宣称自己只“代表外资利益”。在“温情脉脉”的“独立思考”的面纱掩盖下,反映的是谢国忠的内心深处仍未泯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廉耻之心。相比之下,博文却赤裸裸地扛出了“代表外资利益”的大旗,笔者见过无耻之人,但未见过如此彻底和露骨的。



博文指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救与不救,何时救,主政者本已心中有数。”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到底谁是“庸人”?在中国资本市场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难道这些人都是“庸人”吗?其二,博文宁可相信“主政者心中有数”,也不愿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不知道这里是盲目自信,还是故意地排斥老百姓的参政议政。



古人云:“拙者为政”,这一说法虽然偏颇,但在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实际当政者也未必一定都是“精英”。即便当政者是“精英”,是否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呢?更何况,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转轨时期,客观上存在“政出多门”和“执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政府都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任何当政者都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关心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事业,本属于老百姓的分内之事。孤立无助的中小投资者们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平台强烈表达一下“救市”的诉求,这究竟犯了哪家王法?这又妨碍了哪些人的利益?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汪精卫”们也代表过日本侵略者的利益,但他终究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



是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汪精卫”们应该有“代表日本利益”的自由,但是人民也有打倒“汪精卫”们的权力。事实上,“汪精卫”自始至终未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和“卖国”,而是对自己的卖国行为披上了一层“曲线救国”的遮羞布。看来,汪精卫仍有一点“廉耻之心”,这是博文作者所不及的。



诚如博文所言:“让市场中多些不同的声音吧,让生活中多些不同的表达吧。我们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要学会用道理说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些人捍卫自己“代表外资利益”的权利时,请你们尊重我们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权利。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1)


1.“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1月29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提问“您想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传递什么信息”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要加强合作, 这就是我向美国新政府发出的声音”。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这一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可喜的是,在美国政治家中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2009年1月16日,布热津斯基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题为《美中和睦,世界受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明了“和谐世界”的概念。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思维已经放弃了全球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看法,转而关注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和平崛起”,同时寻求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种认识将有助于两国解决各种分歧和深化地缘战略合作。目前,中美之间所处的“金融恐怖平衡”状态,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补性,但是这种平衡是十分不合理的,也是非常脆弱和极度危险的。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其《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过日本“金融战败”的教训:“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这恰是因为美国在金融战场上‘战败’日本所至。”因为日本对外债权大多为美元资产,所以美国只要玩弄汇率,就可以轻易地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和扼杀日本国力,导致日本经济深陷多年的萧条之中。日本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回顾30年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6次较严重的危机,即:1989年美国对中国全面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3年美国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但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危机朝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并多次将两国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目前,双方已初步建立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沟通框架,不仅保持了原有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如两国元首经常见面和电话联系、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和中美军事热线等。这种机制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中美关系正在逐渐走向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7%,2006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从存量和静态的角度看,仍然是美国强、中国弱,美国经济实力为中国的4倍。但从增量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性重大活动交给中国来承办,各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各种国际组织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总的来看,中美两国实力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由10多年前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再到近来的“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这种议论本身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从“友好的非盟国”,到“战略竞争者”,再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些定性词汇都是美国提出来的,其背后也反映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美国人眼中,“中国问题”变成了“中国崛起问题”。Chimerica也好,G2设想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Chimerica的概念,首先是从金融领域提出来的,即中国是储蓄国,美国是消费国。但其影响迅速超越了经济领域,并引发了“中美战略结盟”等思想。伴随着反恐、气候、能源和环保等全球性议题日益突出,中美必然要在这些领域中开展深层次合作。



在美国政府的议程上,应对金融危机、缓和美俄关系、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等都是非常紧迫性的问题,?持中美关系稳定符合美国利益。中美关系问题可能主要集中在双边经贸领域。在当前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可能会影响对华经贸决策的环境。同时,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环保和人权等问题,依然经常性地导致两国关系产生摩擦。由于民主党同时控制着国会,奥巴马决策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就会很大。但从总体上看,“战略上稳定、战术上摩擦”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合作主要基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利益导向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所谓“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分歧。这需要政治家能够彼此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理解和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将这种利益导向型关系引入到一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价值取向的轨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2)


2.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由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的,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了5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贸易促进、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等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



(2)第一次对话:多项合作,成效初见。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美在促进美国对华出口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方面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在中国设立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并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以及加强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地位和结构性问题达成共识,并签订价值5 5亿美元的四单合同。



(3)第二次对话:达成4项新的原则。2007年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中美在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投资额度的、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削减或酌情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浮动区间等问题上达成协定。成果包括: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在2012年前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增加1倍;宣布启动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的联合声明;中美争取在中国合作开发15个大型煤层气项目,以推进清洁煤技术;以及两国在养老金、失业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的协议或备忘录等。



(4)第三次对话:达成31项共识。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对话的特点在于中美双方超越了短期经贸热点问题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长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双方就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等8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双方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等;在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等多个项目上签署了促进出口安全的备忘录;在环保领域签署一项新的协议——加强发展生物质资源转化燃料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工作组,研究两国能源和环境领域的10年合作规划。



(5)第四次对话:取得五大重要成果。2008年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会议主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食品五大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增进了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在贸易方面,中美签署贸易协议总额136亿美元;投资方面,中美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金融领域,美国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能源部分,中美签署能源环境合作框架文件;关于食品安全,中美有望签署加强食品安全领域合作协议,以及在医药领域、防灾减灾方面扩大合作。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取得两个重要成果:一是中美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另一个是宣布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6)第五次对话:六大领域,硕果累累。2008年12月4日至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在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领域方面达成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并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成果。



在宏观经济合作及金融服务业方面,中美两国同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意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保持紧密交流,并再次承诺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在关系到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并考虑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为此,中美两国采取下列措施并做出以下承诺:



中方将允许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基于同中资银行相同的待遇,为其客户或自身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债券。尽管中国对外资银行实行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管理,但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临时性通过海外关联机构担保或贷款方式增加其流动性。



美国重申欢迎外来投资,包括对其金融部门和通过中国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所做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投资,并重申:对经合组织(OECD)确定的接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开放和非歧视性原则的承诺;对中资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申请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这些标准也适用于在同等条件下的美国或其他外国的金融机构;快速审批中资金融机构的申请;确保在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一致、公平地对待所有外国投资,不论其来源地。



中美双方对工行在美开设分行的申请最近获批准、中国的兴业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 、两国有关监管部门就跨境审计监管进行讨论并持续开展合作等表示欢迎。双方同意扩大在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实践方面合作、就缴费确定型年金计划税收优惠待遇开展技术合作。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3)


另外,中美双方在能源与环境合作、贸易和投资、食品和产品安全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和合作。



3.中国应避免陷入“庞氏骗局”



截至2008年底,中国拥有美国国债近700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将增加1倍多,至少达到1 18万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这一数字不包括当选总统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费用,该计划至少会使今后两年的预算总额增加7500亿美元。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中国的钱。



美国这种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的做法,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庞式骗局” 。信用评级机构没有降低美国的信用等级,是因为深信美国总会偿还债务,总会有新钱流入,这就是传销的动力。国债持有者不会像麦道夫 的投资者那样失去一切,但是,如果出现投资者大规模地抛售美国国债,中国就会遭受损失。目前美国已是债台高筑,迟早会有赖账不还的一天。对于中国来说,抛售美国国债会引发美元挤兑,不仅损害美国金融市场稳定,中国也难以顺利脱身。中国为了避免陷入“庞式骗局”,必须深谋远虑,及时调整战略方向。



2008年12月29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决,纳斯达克市场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必须在31日晚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所有投资、贷款、授信额度、企业持股、证券账户等相关资产信息。现年70岁的麦道夫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编织了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2]1 美元与欧元间的战略博弈(1)欧盟的基本经济实力。作为一个整体,欧盟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与美国相当,远远超过日本。从基本经济总量指标来看,欧盟占世界人口7%、占世界GDP的1/4和国际贸易的1/5,如果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则占到1/3,其上述所占份额均大于美国。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其经济总量对于国际经济格局平衡和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心正在逐渐从北美转向欧盟,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欧盟已经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



(2)欧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历了漫长的19个世纪又一次实现了货币统一。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异邦,强行实施单一货币,而欧盟则以经济的和政治的,即和平的渐进手段逐步迈向统一,各成员国自愿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包括货币主权。欧元自启动以来,很快就以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对美元的直接挑战,打破了“一美独霸”的格局。



从欧盟内部来看,欧元诞生有力促进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表现在:第一,欧元促使欧盟各国严格管理自己的公共财政,防止政府开支无度,努力营造健康稳定的经济环境。第二,统一的欧洲货币强化了欧盟内部市场竞争,促进商品和服务流通,资本和人员流动,这就迫使欧盟各国,特别是欧元区成员国加大了税收、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税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趋同,缩小与邻国差异,吸引人才和投资。第三,刺激欧盟企业生产与贸易。第四,导致欧洲金融市场的资产重组和趋向统一。第五,对欧洲就业形势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带动并促进欧洲的政治一体化。



从欧盟外部关系来看,欧元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进程。欧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一态势极大地提升了欧盟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欧元挑战了国际货币体系。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不复存在,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 6%。所以说,欧元挑战国际货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挑战美元。现在的问题在于欧元怎样打破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



(3)欧元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目前,欧元区经济规模和贸易量接近于美国。欧洲中央银行的高度自治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欧元区经济稳定增长的环境;欧盟成员国执行的谨慎财政政策,与共同的货币政策也有了很好的协调。欧元区的经常账户自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均衡甚至盈余,其国际债务仅占其GDP的12%,这与美国经常出现账户巨额的赤字形成对比。欧元区金融体系规模,以其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和商业银行资产的总额计算,2006年底达到53万亿美元,欧盟为73万亿美元,已基本与美国的57万亿美元持平,大大超过了日本的20万亿美元规模。



在外汇市场上,美元仍居第一,但份额自2001年以来一直下降。2007年初,在每日交易中?按照单向交易统计,欧元占18.5%、美元占43.3%、日元占8.2%、英镑占7.5%。在欧元区与第三国的贸易中,欧元成为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2007年底,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商品出口中以欧元计价和结算的占55%以上;在进口方面,这一比例为35%。在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外汇中介和国际商品定价方面,美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地位在下降。



欧元在承担价值储藏功能方面,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份额。2004年,以欧元发行的国际债券超过了美元;2007年6月,欧元占国际债券市场的份额达到48%,美元则降为36%。2006年底,在离岸金融交易中,欧元在国际贷款和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18%。在欧元区银行发放的贷款中,欧元占36%,美元占45%。在东欧、中东和非洲等国家中,欧元成为主要的借贷货币。在外国官方使用方面,欧元在大约40多个国家的外汇制度中具有锚定或参考货币的作用,在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中,欧元占到40%。在1999年至2007年间的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欧元占的比例由18%上升到25 5%,同期美元从71%降至65%。



总之,虽然欧元在近期内尚不足以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其在建设多极化国际金融新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1)


1 美元与欧元间的战略博弈(1)欧盟的基本经济实力。作为一个整体,欧盟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与美国相当,远远超过日本。从基本经济总量指标来看,欧盟占世界人口7%、占世界GDP的1/4和国际贸易的1/5,如果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则占到1/3,其上述所占份额均大于美国。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其经济总量对于国际经济格局平衡和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心正在逐渐从北美转向欧盟,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欧盟已经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



(2)欧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历了漫长的19个世纪又一次实现了货币统一。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异邦,强行实施单一货币,而欧盟则以经济的和政治的,即和平的渐进手段逐步迈向统一,各成员国自愿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包括货币主权。欧元自启动以来,很快就以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对美元的直接挑战,打破了“一美独霸”的格局。



从欧盟内部来看,欧元诞生有力促进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表现在:第一,欧元促使欧盟各国严格管理自己的公共财政,防止政府开支无度,努力营造健康稳定的经济环境。第二,统一的欧洲货币强化了欧盟内部市场竞争,促进商品和服务流通,资本和人员流动,这就迫使欧盟各国,特别是欧元区成员国加大了税收、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税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趋同,缩小与邻国差异,吸引人才和投资。第三,刺激欧盟企业生产与贸易。第四,导致欧洲金融市场的资产重组和趋向统一。第五,对欧洲就业形势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带动并促进欧洲的政治一体化。



从欧盟外部关系来看,欧元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进程。欧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一态势极大地提升了欧盟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欧元挑战了国际货币体系。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不复存在,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 6%。所以说,欧元挑战国际货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挑战美元。现在的问题在于欧元怎样打破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



(3)欧元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目前,欧元区经济规模和贸易量接近于美国。欧洲中央银行的高度自治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欧元区经济稳定增长的环境;欧盟成员国执行的谨慎财政政策,与共同的货币政策也有了很好的协调。欧元区的经常账户自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均衡甚至盈余,其国际债务仅占其GDP的12%,这与美国经常出现账户巨额的赤字形成对比。欧元区金融体系规模,以其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和商业银行资产的总额计算,2006年底达到53万亿美元,欧盟为73万亿美元,已基本与美国的57万亿美元持平,大大超过了日本的20万亿美元规模。



在外汇市场上,美元仍居第一,但份额自2001年以来一直下降。2007年初,在每日交易中,按照单向交易统计,欧元占18.5%、美元占43.3%、日元占8.2%、英镑占7.5%。在欧元区与第三国的贸易中,欧元成为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2007年底,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商品出口中以欧元计价和结算的占55%以上;在进口方面,这一比例为35%。在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外汇中介和国际商品定价方面,美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地位在下降。



欧元在承担价值储藏功能方面,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份额。2004年,以欧元发行的国际债券超过了美元;2007年6月,欧元占国际债券市场的份额达到48%,美元则降为36%。2006年底,在离岸金融交易中,欧元在国际贷款和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18%。在欧元区银行发放的贷款中,欧元占36%,美元占45%。在东欧、中东和非洲等国家中,欧元成为主要的借贷货币。在外国官方使用方面,欧元在大约40多个国家的外汇制度中具有锚定或参考货币的作用,在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中,欧元占到40%。在1999年至2007年间的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欧元占的比例由18%上升到25 5%,同期美元从71%降至65%。



总之,虽然欧元在近期内尚不足以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其在建设多极化国际金融新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2)


2.亚洲“10+3”金融战略合作



(1)亚洲“10+3”合作机制回顾。2000年11月,第四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即“10+3”会议,去掉了“非正式”一词,标志着“10+3”经济合作机制开始走向制度化的轨道。目前,“10+3”货币互换协议已顺利达成,并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了不定期的“10+3”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机制。同时,东盟与中国(即“10+1”)的战略合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2001年6月的博鳌中国 东盟高官会议、2001年9月的东盟一中国经济部长会议和2001年11月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双方逐步就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2002年4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



2009年2月22日,东盟+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在泰国南部普吉岛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区域宏观经济形势、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以及东亚财金合作等重要议题。与会财长们强调,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和挑战,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会议审议并发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包括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并争取于2009年5月前就储备库主要要素达成一致;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测机构,加强区域经济监测能力;强调亚洲开发银行在支持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融资领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呼吁在2009年5月亚行年会前就其第五次普遍增资达成共识。



“10+3”模式和“10+1”模式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开始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长期以来,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和水平相比,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较为缓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东亚地区各国政治分歧和经济差异较大;二是缺乏经济大国的积极推动,特别是日本的态度一直不积极。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金融合作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一,近年来东亚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活跃,地区内国际分工程度加深、利益显现,内部贸易迅速增长,投资活跃。在亚洲,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双边贸易不断扩大;而且,区域内各国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双边贸易具有极大的扩展潜力。在“10+3”模式下,目前,东盟加上中日韩这13个国家的人口为20亿,GDP超过8万亿美元,外贸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东亚各国逐渐认识到地缘经济条件的重要作用,看到了所在地区市场规模、资金能力、地区分工利益的良好发展前景,在地区经济合作上共识越来越多。



第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促使东亚各国重新考虑地区经济合作的问题。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该组织正式成立。199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即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但其内部成员经济的多样性和成员对待开放进程的不同立场,使得它至今仍是一个成员之间经济合作的协商论坛,其原则和规定并没有法律效力,对各成员没有约束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分布第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警醒了东亚国家。金融危机使他们看到了东亚金融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了过度金融投机带来的金融风险是任何单个国家都难以防范和抗拒的,而且IMF并不是万能和总是友善的,因此,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增强应对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目前,金融危机仍然在世界各地蔓延,这对于依赖出口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而言,其危害性更是不可低估。在这一背景下,东亚三国抛弃前嫌,扛起了战略合作大旗,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东亚三国撇开了长达8年的国际多边场合会晤,转而改为单独召开三国峰会,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会晤地点更改,而是东亚三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之路上,经过多年艰辛探索和不断碰撞磨合,终于达成了战略合作的共识。



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归根结底是三国间战略利益的需要。在中日、日韩与中韩三对关系中,中日关系最为复杂和微妙。当然,全球金融危机为中日韩三方合作提供了契机,使得三方找到了一个对话的话题;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又在哪里呢?在政治军事等敏感领域,无疑暂时不能找到合作方向;在其他领域,如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传染病扩散等方面,三方应该有着对话基础;而在金融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博弈(3)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东亚地区的金融经济合作,以形成美国、欧盟和东亚“三足鼎立”之势,这已成为东亚各国共同关心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战略问题。



3.值得关注的印度经济发展



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率连年跻身世界前三。大国追求是印度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早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前,其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就已经在他《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印度的未来勾画出一幅雄伟的蓝图,愿望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在大国梦想指引下,印度迅速崛起。近10年来,印度经济一直保持着近6%的增长速度,现在GDP已近4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620亿美元。印度的国防开支逐年增加,从1986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21世纪以来,印度一直在努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大国战略的关注重点也已由陆地为主向陆海空并重转变:在保持对巴基斯坦强大威慑的同时,积极向中亚和西亚地区渗透军事力量;致力于建设一支既能控制印度洋,又能远征太平洋的“蓝水海军”;核战略和太空战略成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0月,印度首颗探月卫星上天,标志着印度成为继俄、美、日、中之后世界上第5个掌握探月技术的国家。2007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在印度人眼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200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当天,辛格表示:“印度最辉煌的时刻即将到来。”但印度社会宗教繁多、教派林立,民族、种族以及种姓等矛盾,已成为长期困扰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痼疾。



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印度频繁发生恶性袭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印度全国10亿多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满,心理无法平衡,其仇富心态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或恐怖组织所利用。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局面,政府没有财力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导致社会管理松散,往往难以对付藏在暗处的各类恐怖组织。





六、地缘政治与世界能源金融合作(1)


历史上国际油价5次大变动,彻底改变了世界能源、经济和政治格局。2003年,中国首次确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和规划4个储备基地,近年来相继与欧佩克、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建立能源对话与合作机制。在新形势下,从战略高度讨论国家石油安全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与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息息相关,维护国家石油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所谓石油安全,是指一国拥有主权、或实际可控制、或实际可获得的石油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保障该国经济当前需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石油安全问题源于石油自身的三大天然属性:一是高度依赖性,石油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国民经济对石油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二是稀缺性,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三是在全球各地石油分布极不均衡。正是这些属性,使石油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现状、前景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让人心存疑虑。



第一,目前国际石油形势十分严峻。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暴涨和近期的暴跌,对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石油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消费将以年均1 9%的速度增长,需求量将从1997年的每天7450万桶增长到2020年的每天1 15亿桶。发展中国家石油需求将成为未来国际石油消费的主要力量,其石油消费将从1997年占世界总量的43%增加到2020年的55%,需求速度将快于经合组织国家2倍。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其未来石油消费将占整个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量的1/3。可以预料,在未来20年内,国际石油形势将会变得更加严峻。



第二,我国石油消费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石油消费快速增长,同时国内石油供应增速却相对缓慢,致使国内石油供求矛盾显现。20世纪90年代,我国石油消费年均增长7.0%,而同期世界石油消费增长率只有1.5%。2005年,全国石油消费量达到3.2亿吨,比2000年净增0.94亿吨,年均增长速度达7.3%。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较高速度,工业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交通运输等高耗油工业发展加快;此外,城镇人口大幅上升,农村用油比重增加;多种因素将使我国石油需求继续快速增长。在全社会大力节油前提下,以每年石油需求量增加1000万吨的规模估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仍将接近5亿吨,进口量3.0亿吨左右,对外依存度达60%,超过国际公认的50%的安全警戒线。



第三,我国石油供给增长缓慢。我国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自1980年以来,我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速2 2%,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多年来,我国石油工业在“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方针指引下,成就显著。大庆、胜利、辽河是最大的3个油田,还有大港、中原、江汉等,但目前这些油田都进入了开发中后期,保持长期稳定高产已相当困难。1990年以来,西北五大盆地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接替区。2010年,新疆原油年产量可望达到5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油气生产基地;四川、陕西和西藏也发现了大的油气田。但这些地区气候恶劣,地质复杂,生态脆弱,交通不便,电讯设施落后,打井费用昂贵,油气开发和运输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另外,我国石油接替资源量和后备可采储量日趋紧张,近海油气资源勘探仍然处于开发初期。在未来15年内,若无重大发现和技术突破,我国原油供求关系必然恶化。



第四,我国石油利用效率较低。我国是石油生产大国,也是石油消费大国,同时还是石油利用效率低下的国家。2004年,我国每1万美元GDP消耗石油1 6吨,是美国石油消费强度的2倍,日本的3倍,英国的4倍。目前,国产汽车发动机百公里油耗设计值比发达国家同类车要高10%~15%。我国现阶段单车平均年耗油量为2 28吨,比美国高21%,比德国高89%,比日本高115%。要使我国2020年石油总消费量控制在5 0亿吨以内,就必须在过去15年我国石油消费平均增长水平上,每年降低25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我国节约用油潜力很大,但节约、控制石油消费增长的难度也相当大。



总之,在未来几十年里,国际、国内石油供求紧张的长期趋势将不会改变,而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极可能引发新的石油危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主动出击。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六、地缘政治与世界能源金融合作(2)


2.国家石油安全的国际经验



第一,我们应汲取美国的经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SPR)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储备,它起步最早,制度最健全,收放储和轮换运作最成熟,管理经验最丰富。美国SPR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由位于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4个储备基地组成,按照美国《能源政策和储备法案》的规定,在总统领导下由能源部对SPR实施管理,超出法律范围对SPR进行处置时,必须得到国会授权。此外,2000年美国还建立了规模为200万桶的东北部地区家庭取暖用油储备,该储备起到紧急情况下的缓冲作用。目前美国SPR储备能力为7 27亿桶,政府替代进口保护能力达到59天,加上私人机构储备合计约118天,超出国际能源组织IEA对OECD成员国90天进口保护能力的要求。



美国是石油资源大国,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十,石油产量排名第二;同时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占世界的1/4。10年前,美国石油进口占消费量的比重已超过50%。因此,美国各届政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表现出对石油安全的关注,且具有政策连续性。这些政策可归纳为:第一,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元和黄金价格,进而抵消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减轻对石油的依赖。第三,调整进口来源,减少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第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第五,增加国内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第六,以价税政策引导,推动油气生产。第七,通过多种渠道开拓国外石油资源。



在美国石油安全的各项政策中,最成功的当属其金融政策和战略石油储备政策。1973年石油危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在其后的10年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0倍多,表面上看美国的日子似乎很难过,而与此同时,美元相对于黄金的价格却贬值了10倍多,由于欧佩克将其销售石油获得的美元用于购买黄金,结果石油价格暴涨所获的超额利润却由于美元价格暴跌、黄金价格暴涨化为乌有。美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霸主地位,使得欧佩克的石油涨价政策最终归于失败。此外,美国企业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规避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



美国石油储备体系也是十分成功的。美国石油储备体系包括政府战略储备和民间商业储备两个部分。战略石油储备完全由政府承担,并授权能源部具体负责。1975年,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兴建庞大的应急石油储备体系。到1991年已为战略石油储备拨款190亿美元,其中160亿美元用于购买原油,其余用于储备设施建设。在储备规模方面,初期战略储备目标为5亿桶,相当于90天的进口量,后将储备目标改为7 5亿桶。美国战略储备主要用于保障国家安全,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动用石油战略储备,每天向市场投放112万桶原油,起到了稳定市场、平抑价格的作用。此外,美国民间石油储备也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第二,我们还应该汲取日本的经验。日本是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却是能源生产小国,国内能源资源极其贫乏。日本能源消费以石油为主,表现为“能源需求高度依赖石油,石油高度依赖进口,进口高度依赖中东”的畸形结构。日本石油消费数量巨大,自给率很低,99 6%靠进口,其中77 3%从中东地区进口。这意味着日本经济极易受到油价上升和石油供应中断的冲击,特别是深受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影响。1973年中东战争触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陷入混乱。1991年海湾战争,再一次使日本认识到石油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63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综合能源小组的报告就提出了储备石油的重要性。1979年前,日本石油储备完全由民间储备完成,采取民储官助形式。1979年后,国家储备建立并快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石油储备达到5000万立方米,民间储备达90天的水平。



日本重视从组织、技术和经济上鼓励日本公司以购买股份、签订产量分成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在鼓励措施方面,除由国家石油公司指导和监控各石油公司的海外勘探开发外,日本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如海外石油勘探项目,由国家提供股份投资和贷款,可达项目总投资的70%。若项目未勘探成功或遇到自然灾害和战争,贷款利息可减免。政府对海外石油项目提供财政担保,提供债务总额的60%。政府还设立海外勘探开发储备金,石油公司海外勘探开发收入的50%作为储备金,期限3年,且免税。



此外,日本还成立了石油技术研究中心,为海外石油开发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日本已建立10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采取统一管理模式。1997年,日本政府储备可满足154天使用。加上民间储备,总量达到9722万立升。即使石油进口中断,其战略储备可维持半年的供给。日本通产省为石油储备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分为“通产省资源能源厅 国家石油公司 核心石油公司 国家储备公司”等4个层次。



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洲各国也开始考虑如何减少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问题。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建立了大量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库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油价波动引起的负面影响。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建立我国石油安全保障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呼声高涨(1)


大国博弈与世界金融新格局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中国小农经济为何不能自然进化到商品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问题没有解决。随着商品流通增加,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必须同步增长,如果此时货币供给跟不上,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货币增值,引起大量的货币储存或高利放贷,造成利率高涨,从而扼杀发展生产的冲动,阻碍经济发展。



对美国而言,最佳结果是,在滥发美元的同时,美元继续保持升值,这才叫“鱼和熊掌兼得”!如果滥发美元造成美元贬值,这时美国手中持有的美元数量增加,而美国黄金储备升值。因此,美元或升或贬的风险已完全对冲,可谓是左右逢源。相比之下,只有中国才面临人民币贬值发愁,升值也发愁的两难境地。



建立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核心问题是美国是否会让步。在涉及多元货币体系、规则制定与投票权分配等方面,美国显然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积累实力,更需要政治家拿出勇气、智慧和耐心,跟美国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1.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



这场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存在严重问题,呼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此前,在美元贬值、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放弃了美元,或者使用交易双方各自货币,或者增加新的结算货币。如巴西和阿根廷,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已确定两国双边贸易使用各自的货币进行支付结算,不需要美元作为中介。而马来西亚、巴林、利比亚、摩洛哥和伊朗等伊斯兰国家,早在2003年就使用叫做伊斯兰第纳尔的统一货币,以取代美元进行贸易。



另外,建立区域货币也成为部分国家希望摆脱美元中介的手段。如俄罗斯想用“石油卢布”挑战美元地位,不仅使卢布成为区域货币,并进而晋身到世界性货币。在2008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希望到2020年把莫斯科建成世界金融中心,使卢布成为独联体区域货币。泰国副总理奥兰(Olarn Chaipravat)在27届亚洲及太平洋中央银行会议上也表示,人民币和日元应该成为区域主要流通货币,帮助亚洲减缓西方经济体带来的冲击。



但是,突破美元主导的货币困局并非易事,货币霸权是由国力决定的。在“绿票子”肆意妄为的背后,是以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科技竞争力为后盾的。货币霸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反过来,金融货币的支配能力则可大幅地提升和强化美国的国力。从历史经验看,英镑和美元的崛起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目前要求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很强烈,但是若要彻底地改变这一格局,恐怕还需假以时日,做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



2.G20集团金融峰会开局良好



2008年11月9日,巴西政府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年会闭幕后发布一份公报,称:“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和论坛以及现行国际标准和做法,已无法满足当前世界经济需要,因此,应当建立新一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同日,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声明,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进行全面改革,使新兴国家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此前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表示,世行计划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到44%。



实际上,美元的“江湖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71年尼克松解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各国于1976年签订了“牙买加协定”,开始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即无本位货币、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日元和欧元等货币的地位有所提升,有人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地位。但是,目前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虽然有所削弱,却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手段。



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G20)金融峰会,美元毫无疑问成为关键问题。受次贷危机冲击,美国经济下滑,美元地位开始动摇。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欧洲领导人多次发出了“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吁,以改革当期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也纷纷表示,必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是,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美国,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因此,与会者并没有直接讨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而是不痛不痒地讲了一些国际合作和金融监管的问题。





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呼声高涨(2)


3.海湾六国达成统一货币共识



1981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立,海合会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达、科威特和沙乌地阿拉伯6国,它们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一年一度的海合会峰会迄今已举办了28次。海合会各国财政大臣于2008年9月17日在沙特召开会议,就建立海湾统一货币联盟和成立海湾中央银行达成一致。



2008年12月30日,第29届海合会首脑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落下帷幕。会议通过的货币联盟协议和货币委员会宪章为建立海湾中央银行奠定了基础。根据货币联盟协议的规定,货币联盟协议生效后两个月,货币委员会宪章将开始生效,这标志货币委员会成立。货币委员会成立之后,将致力于完善单一货币的支付和结算系统准备工作,确立和发展单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框架,制定海湾央行的法律和制度。并将未来海湾单一货币命名为“凯拉米”(阿拉伯语,意为尊贵的)或“海元”。



海湾中央银行一旦建立后,将自动取代货币委员会并履行其功能和职责。协议还规定,未来的海湾央行将完全独立,不隶属于任何海合会机构,能够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任何海合会下属机构以及成员国政府不得向海湾央行及央行各执行机构发布指令或施加干涉。海合会在以前的协议和声明中一再强调,高度的经济趋同是建立货币联盟的基础。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其货币政策与成员国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将是货币委员会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油价也从每桶最高147美元急剧下降到每桶40美元以下,这使海湾国家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兵临城下的危机。虽然海湾六国掌控着全球45%的石油资源,对国际油价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六国如果贸然采取措施调整石油政策来提高油价,势必招致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如果任凭油价高速下滑,就将导致以石油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六国收入锐减。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六国终于在统一货币上找到了突破口。无疑,这对美元是一个挑战,也使海湾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二、回归国际金本位是否可行(1)


1.金本位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元信用货币泛滥。因此,有人主张回归国际金本位。但是,经验表明,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转曾经由于黄金短缺和由战争引起的黄金存量分布不平衡而受到妨碍。美国持有的黄金占世界黄金存量的比例从1913年的24%增加到1923年的44%,英国所占比例从3%增加到9%。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意大利、俄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里蒙受了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黄金流失。在这种背景下,1922年热那亚会议正式推荐金汇兑制作为缓解世界黄金短缺的一种手段 。



对于金本位的问题和缺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美元本位取代金本位制是一种历史进步,金本位制被淘汰有其合理性。金本位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由于黄金储备量有限,金本位制体系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缓慢,而黄金发掘的速度远远无法满足经济活动中对货币的需求。从历史数据看,1900年世界黄金产量约386吨,100余年来其平均增速不到1%。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黄金年产量一直保持稳定,仅为2500吨左右。如果沿用金本位制而不进行改革,这与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是极不匹配的。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禁止国民用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只用作国际贸易结算,而随着贸易逆差增加导致黄金供应不足,美国在1971年不得不终止了国际贸易用途的黄金兑换。因此,金本位制被淘汰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第二,金本位制具有不稳定性,有实际资产支持的货币体系也会爆发货币危机。与固定汇率制度类似,在一国出现宏观经济政策失当时(例如政府赤字过高),外汇投机者会预期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比价难以维持而发起攻击。例如,1967年,英镑因投机性攻击而被迫贬值,1968年发生黄金挤兑事件,等均证明有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依然存在着不稳定性因素。



2.金本位制下必然发生衰退



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制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在1870~19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金本位制,但在这短短40余年间,美国经历了11次经济衰退,其中有3次为经济萧条。1928年美国重返金本位制后不久,又在1929年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一个基本事实是,摒弃金本位制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60余年间美国经济衰退的频率反而下降了。因此,可以认为金本位制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反而更大,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金本位制度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一方面,金本位制体系内货币供应量增长十分缓慢,根据P×Y=M×V(即价格乘以产出等于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率),随着产出不断上升,加上货币流通速率相对稳定,一国价格自然有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下价格对贸易余额非常敏感,贸易赤字往往意味着黄金外流,因此,货币供应量将下降并引起通货紧缩。伯南克(1995)也认为金本位制导致的通缩压力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当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之后,金本位制使得货币当局缺乏有效干预工具并加剧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在金本位制度下,中央银行不能通过控制货币总量来调节总需求,因此,在发生经济衰退后,央行缺乏有效手段刺激需求和提振经济,经济衰退更容易演化成经济萧条。此外,金本位制使得一国的金融动荡更容易传染至他国,并引发全球性的灾难,1929年经济大萧条便是一个例证。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回归金本位制基本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金本位到金汇兑本位,从国家主权信用货币,再到区域信用货币,再到统一的世界信用货币,这也许正是货币制度发展的一般轨迹。



3.如何认识黄金的金融功能



(1)黄金作为货币,不能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黄金因其具有的自然属性,担当货币职能有数千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战争赔偿的是白银或黄金等金属货币,如果这些金属不是作为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仅仅作为货币,那么其经济功能就和纸钞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欧洲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掠夺的金银,很少再拿这些金银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买东西。因此,在本国使用这些货币,根本上不会增加本国财富,实际增加的只是货币供应量。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中央银行,金属货币增加受到极大的限制,后来长时间地实行金本位制或金银为主的复本位制,均受制于金银开采量,增加货币投放很难,因此,限制了贸易规模扩大和经济发展。





二、回归国际金本位是否可行(2)


从现代金融学的角度看,古时战争胜利的一方实际上是让国内经济获得了货币投放量,因此,经济大发展,而战败国则出现货币紧缩和经济萧条。当然,支付战败赔款却把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案例也是有的,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希特勒的经济成就,一方面得益于金本位的废除,同时建立了国家金融体制,较好地解决了货币投放问题,德国虽然赔款很多,但德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却得到了妥善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德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有能力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强国。回顾中国历史,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中国小农经济为何不能自然进化到商品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问题没有解决。随着商品流通增加,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必须同步增长,如果此时货币供给跟不上,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货币增值,引起大量的货币储存或高利放贷,造成利率高涨,从而扼杀发展生产的冲动,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古代社会,以金属作为货币,但这些金属每年开采有限,同时还有不少人将金银埋入地下储存,结果造成自然的通货紧缩状态。这时必然导致资金利率高的企业。以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给老百姓优惠贷款利率为年息4~5分,即40%~50%。如此高的利率,必然扼杀发展生产的冲动。高的利率水平,实际反映了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资金的机会成本,这时必然流行“现金为王”的原则。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货币购买力处于贬值趋势中,因此,鼓励人们消费或投资。近年来,我国浙江温州等地民间金融活跃,拆借利率高达40%~50%,实际是对中央银行过度紧缩货币政策的一种反映。



世界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衰落。当时日本开放口岸时,日本金银价格倒置,即白银比黄金贵,在外来大量白银流入换取黄金过程中,货币价值按照白银价值确定,自然就带来了大量货币投放。后来,从中国获得巨额的甲午战争赔款,这些赔款自然形成了日本的货币投放。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中国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白银流失导致经济衰退,都是与货币供应分不开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由于对市场经济中货币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便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信用纸币代替黄金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信用纸币走上历史舞台,成为解决通货紧缩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金融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乘数效应,及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引起的金融危机,也随之成为挑战人类货币管理能力的一大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一国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和危害性,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人们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长期来看,美元一直处于贬值趋势状态。为此美联储故意向世人瞒报了M3数据,全世界根本不知道美国究竟发行了多少美元,这是非常恐怖的。在恐慌之中,全球资金首先奔向了大宗商品,造成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如铁矿石、铜等价格暴涨,更明显的是黄金和石油价格暴涨。2008年下半年金价出现回调,原因是IMF抛售黄金,表面原因是筹措资金,真实原因是当金价上涨、美元不断变弱时,IMF以美元为基础的架构受到威胁,因此需要出面干预。



而美国放任金价暴涨,原因是美国拥有全球黄金总量的3/4。对美国而言,最佳结果是,在滥发美元的同时,美元继续保持升值,这才叫“鱼和熊掌兼得”!如果滥发美元造成美元贬值,这时美国手中持有的美元数量增加,而美国黄金储备升值。因此,美元或升或贬的风险已完全对冲,可谓是左右逢源。相比之下,中国却面临人民币贬值发愁,升值也发愁的两难境地。美国大量地垄断持有国际黄金,动机显然只能合理地解释为,主要是将黄金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储备,而不是世界货币制度将要倒退到金本位。相比之下,中国黄金储备是非常少的,这些黄金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储备的,大约有500~600吨,最近30年几乎没有增加,而且这些黄金还存储在美国。中国民间黄金少得可怜,历史上经过金圆券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国民间黄金历史存量基本上被收缴,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又大量地将家中黄金走私到海外换电器,近几年老百姓购买黄金多半为消费品。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在黄金占有上已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1)


1.“三足鼎立”呼唤“亚元”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备受世人瞩目。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四小龙,再从四小虎到中国,多边贸易的作用功不可没。战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盛行,使亚洲比任何一个地区都更依赖于外部市场,尤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从贸易开始,亚洲和美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形成共生关系。亚洲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美国向亚洲输出美元和美元资产;亚洲把积累的储蓄投向美国金融市场,美国再把聚集的资本投回亚洲及世界各地。这种经济分工,既充分体现了亚洲对美元经济的依附性,也日益暴露出了亚洲经济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得以逆转,持续出现了巨额顺差。到2000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资产规模进一步膨胀。到2008年底,亚洲地区国家积累了超过4.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美元持续贬值使亚洲各国蒙受了对外资产缩水,再加上原材料、能源价格等随美元贬值而飙升,亚洲国家面临双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将本国货币盯住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在全球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之时,亚洲各国货币一直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暂时中断了这种关系,但危机之后亚洲又重新回到旧的轨道。美元本位制使亚洲与美国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并固化了这种格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这种汇率制度加强了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出口顺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并增加了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压力。



但是,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条件下,亚洲国家损失更大。直接损失就是造成大量持有的对外资产价值缩水。亚洲对外资产主要是机构债和国债等金融资产,股权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上主要储备大国大多集中在亚洲。亚洲拥有全球外汇储备的2/3,其中超过2/3是美元资产。最近几年,美元贬值每年给亚洲外汇储备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亚洲在美国的“人质”。如果不减持美元,美元衰落让亚洲外汇储备未来进一步缩水;而现时大量减持美元,美元贬值加剧又带来眼前的现实损失。亚洲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处境。



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长康纳利曾经说过:“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的窘境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欧元区的出现为亚洲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国家充分利用东盟“10+3”等合作机制,逐步深化了地区金融合作。但由于亚洲各国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实现亚洲单一货币“亚元”的理想仍然任重道远。



2.欧元之父的“亚元五部曲”



2001年10月,欧元之父蒙代尔在上海APEC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指出,亚洲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多样性突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亚洲货币应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建立固定汇率区,再逐步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亚洲共同货币。



考虑到部分国家不愿意放弃本国货币,蒙代尔建议,实行“亚元”时,可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由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发行,并由这些货币的储备金加以支持,令亚洲形成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即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也能让“亚元”流通。



蒙代尔提出了成立“亚元”的五部曲 :



第一步,东南亚国家应将本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下来;



第二步,固定汇率区在亚洲区内逐步扩大,形成共同的对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三步,说服日本和韩国将日元和韩元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第四步,将亚洲固定汇率地区逐步过渡成货币地区,形成共同货币的基础;



第五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并由亚洲货币基金发行,令亚洲实行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让“亚元”在区内流通。



上述方案,总体上是粗线条的,还远未达到具体可操作的程度。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蒙代尔的这一设想,目前并没有得到亚洲主要大国政治家的认可,因此,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



3.亚洲应对美元衰落的现实对策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2)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或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而是“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将危机归结于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弱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方面。



与此同时,他们却继续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盎格鲁 撒克逊”金融模式。与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以及东亚模式相比,“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被视为最完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金融模式。发展中国家只能诚惶诚恐地按照“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改造本国金融体系。然而,在学生还未来得及交出令老师满意答卷之前,老师自己却突然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进一步警示亚洲各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结构和战略的调整。否则,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式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会周期性地重演。目前,在着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同时,也应该从长计议、从战略上考虑和部署推动深化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问题。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对策有以下方面:



第一,改变本国货币为美元附庸地位。将本国货币与日渐衰落的美元捆绑在一起,容易导致经济过早地进入老态,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英联邦国家曾饱受英镑衰落之苦,其教训可资借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要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对汇率进行灵活管理,实施以稳定有效汇率为目标的汇率政策,以避免对贸易产生较大冲击。



第二,逐步摆脱美国经济之羁绊。调整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目前,亚洲已经具备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实力,可以凭借现有制造业基础,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地理分布多元化,特别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亚洲区内贸易和投资。



第三,继续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在实现汇率安排趋同的基础上,建立区内汇率稳定机制,探索亚洲货币一体化的道路,提升亚洲货币的国际地位。升级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在清迈协议双边货币互换基础上,尽快建立多边流动性提供机制,如扩大共同储备基金规模,为国际收支困难和货币遭受投机冲击的国家提供援助,减少亚洲区内的外汇储备需求。



第四,进一步优化海外资产配置。放松对居民的资本管制,让私人部门成为海外投资主体;发展区内资本市场,促进区内相互投资;支持企业海外股权投资,优化海外资产结构。通过积极管理,扩大储备资产组合选择的范围,适当增加商品头寸,提高和稳定储备收益;选择适当时机,渐进地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避免美元贬值风险;将超额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弥补私人部门海外股权投资的不足。



第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为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亚洲必须有统一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等领域加强合作,提高亚洲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一致要求美国停止放任美元贬值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呼吁大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1)


1.特别提款权的创立过程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也称“纸黄金”(Paper Gold),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IMF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的创立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第一次美元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和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



1968年3月,由“十国集团”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正式方案。但由于法国拒绝签字而被搁置起来。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危机,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于是,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就成了基金组织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基金组织在1969年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特别提款权方案。



2.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用途



(1)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创造是通过分配程序实现的。包括两种分配:一是特别提款权一般分配;二是特别一次性分配。按IMF协定的规定,基金组织的会员国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会员国也可自由退出。目前的问题是,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少部分,而发达国家分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一直要求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并要求增加它们在IMF中的份额,以便可多分得一些特别提款权。



(2)特别提款权的用途。特别提款权的用途是:参加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如果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即可动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它指定一个参加国接受特别提款权,并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主要是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还可以直接用特别提款权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支付利息费用;参加国之间只要双方同意,也可直接使用特别提款权提供和偿还贷款,进行赠予,以及用于远期交易和借款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



(3)特别提款权利率决定。特别提款权的利率每周作一次调整,基数是特别提款权定值篮子中的货币发行国货币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短期债务利率加权平均数。目前,美国和英国采用的是3个月期的国库券收益率,并将其继续定为美元和英镑各自的代表性利率。为了适应2001年1月1日生效的特别提款权定值货币基础制度的变化,欧元的代表性利率是3个月期欧元同业银行拆放利率(Euro Inter Bank Offered Rate),从而取代了法国和德国本国的金融工具。日元的代表性利率由3个月定期存款单利率改变为本政府13周融资券收益率。



(4)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



特别提款权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货币篮子每5年复审1次,以确保篮子中的货币是国际交易中所使用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货币,各货币所占的权重反映了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随着最近2000年10月11日有关特别提款权定值规则复审工作的结束,IMF执行董事会同意对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和特别提款权利?的确定进行修改,并于2001年1月1日生效。



货币篮子的选择方法和每种货币所占权重的修改目的是考虑引入欧元。现行的对会员国的货币选择标准所依据的是最大的商品和劳务出口额,延伸到含IMF会员的货币联盟的出口额,货币联盟成员之间的出口额提出在外。引入的第二个选择标准是确保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所选的货币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四、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2)


每种货币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所占的比重依据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会员国或货币联盟的商品和劳务出口额;二是各个会员国的货币被IMF其他会员国所持有储备资产的数量。IMF已确定4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并将其作为2001~2005年特别提款权重的篮子货币。这些货币所占权重根据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位置而定。特别提款权美元值每日依据伦敦市场中午的外汇牌价将四种货币各自兑换美元值加重而成。特别提款权定值公布在IMF的网站上。



3.特别提款权的未来前景



牙买加协议签订已有几十年时间了,它规定把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目标远未实现。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1971年占4.5%,1976年下降到2.8%,1982年重新增加到4.8%,多年来基本上没有进展;而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因而在世界储备资产中主要储备仍然是外汇,其中主要是美元。



随着世界经济多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围绕国际金融领域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蒙代尔曾提出,改造特别提款权,将它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和黄金挂钩,即所谓“6+1”方案,然后扩大使用范围,逐步使其成为世界货币。在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出了类似建议。看来,凯恩斯、蒙代尔和周小川都有着理想主义情结。但是,国家利益之争却可能使这一理想永远不能实现。





五、国际金融的利益博弈与前景(1)


1.金融危机促成全球共度时艰



危机就是危险加机遇。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场金融危机,几乎让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无一幸免。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原本“隔岸观火”的西方国家,如今却是“城门失火”,致使西方国家联合行动挽救危机。在2000年欧元逐步崛起、美元地位下降的趋势下,欧盟也迎来了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新契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欧佩克成员国实力与地位的提高,也为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实力基础。



目前,全球对今后各国携手深入合作抱有很高的期待。美国糟糕的经济局势,已经让美国此前“单边主义”处理全球经济问题失去了威信,再加上经济局势恶化,这都为欧盟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从今后来看,美国“单边定调”全球金融政策将变得困难,全球更深层合作值得期待,当前也有了较好的合作氛围。现在有一种所谓“阴谋论”的观点,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华尔街的一场惊天阴谋,旨在坑害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缺乏现实的依据。



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G20金融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逐步升级之际,美国、欧洲、日本与新兴经济体“四大主力”纷纷就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但种种迹象表明,要彻底地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并非轻而易举,还需要做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就等于动了美国人的“奶酪”,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在此前的圣保罗G20财长会议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虽然表面上就克服金融危机的困难显示了团结姿态,但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暴露无遗。发达国家希望保住自己的既得权益,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扩大发言权。在发达国家中,欧美之间的鸿沟较深,而日本则韬光养晦。欧洲主张强化对市场的监管,而美国仍然固守自由市场主义。



2.新的博弈难撼美国领导地位



早在20年前,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做出预测,由于过度扩张,美国霸权即将终结。但是,对国际金融秩序话语权的争夺,注定将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博弈。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有所削弱与下降的情况之下,欧盟、日本与新兴经济体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形成的后发优势,力图争取扩大国际金融秩序话语权的机会。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何况目前全球对金融新秩序并未达成广泛的共识,各种力量之间必然要经历较长时间艰难复杂的博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一美独大”的国际金融格局将被打破,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也日益得到西方大国政治家的承认,代表着新兴经济体正逐步参与到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建设中来。



为了筹备2008年11月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分属世界两大阵营的欧盟与美国,展开了激烈交锋。除了议题本身之外,还包括会谈地点与参加国名单的选择上。美国曾考虑以“8+X”模式,但在“X”上面临艰难取舍。最终,布什选择了G20集团——这个本来就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设的组织,体现了美国力图继续展示“领导角色”的努力。另外,以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则提出了从根本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



毫无疑问,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就等于动了美国人的“奶酪”,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欧盟欲趁金融危机的历史时机向美国发起挑战,但难以撼动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同意召开金融峰会,不过是迫于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当然,为减轻作为金融危机的“元凶”压力,可能在较容易实现的金融监管领域同意做一些改革与修补。至于彻底地“推倒重来”,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四大主力携手,难掩本质分歧



在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世人抱有很高期待的G20金融盛宴上,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四大主力”表面上表现了携手合作的姿态,但是难掩本质上的利益分歧。第一,美国提出的主张是“修修补补”,仍然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主导权。在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核心架构中,美国依据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把持着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欧洲领导人游说之下,美国总统布什虽同意召开金融峰会,但谈及金融改革可能性时却出言谨慎。布什2008年11月13日在纽约告诉各国领导人,寻求金融危机应对之策时切勿轻言放弃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他认为,当前金融体系仍然是促进生产的“最好制度”。但是,笔者认为,建立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核心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做出让步。在涉及多元货币体系、规则制定与投票权分配等方面,美国显?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积累实力,更需要政治家拿出勇气、智慧和耐心,跟美国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第二,欧盟极力鼓吹“新版布雷顿体系”。欧洲一直主张建立“新版布雷顿体系”。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非正式会议之后,欧盟统一了立场,出台了金融改革“路线图”。主要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不留任何“死角”;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金融体系中的中坚地位;建立金融预警机制,尽早评估风险预防危机;制定一套行为准则,避免金融业为追求高回报忽视高风险,审查高管薪酬;严格监督信用评级机构等。公报还提出,峰会应制定一份工作构想,以确保有关各方在未来100天内就落实方案提出具体且有操作性的建议。在金融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上,美国依然坚持市场原则,而欧盟主张对市场实行干预;在汇率政策上,欧盟建议美元、欧元设参考汇率,美国则强调由市场来决定。这些都显示了欧盟在指导思路与美国主导权的争夺。





五、国际金融的利益博弈与前景(2)


第三,日本借援助之机为自己“拓展”空间。2008年11月13日,日本媒体称,日本有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多达10万亿日元(约10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援助。维持美元中心体制正是日本努力的目标。此外,麻生也希望通过在外交上的得分,为执政的自民党赢得优势,从而创造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好时机。在筹备金融峰会、支援美元救市的积极姿态上,日本希望利用提供资金援助的机会,展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拓展日本政治影响力。



第四,新兴经济体力争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11月7日,“金砖四国”在巴西举行的G20财政部长会议上,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会议期间,与会各国同意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机构,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投票权打开了缺口。四国财长一致认为,当前金融动荡和危机暴露出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监督和管理等方面的弱点;同时,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一种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由于新兴经济体缺少类似欧元这样一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抗衡的武器,这使得他们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不能拧成一个拳头,产生的影响力较弱。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处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将是大势所趋。



4.“碳金融”:国际金融新课题



“碳金融”是近10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一项重要金融创新,是指与碳有关系的一切金融活动,是环保项目投融资的代名词,也可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碳物质主要是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环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以在CDM中进行买卖交易、投资或投机,所筹集的资金可用来投资于减少CO2等排放气体的环境保护项目。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为38个工业化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排义务,即这38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排放的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 2%,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换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无疑,CDM是一种双赢的机制。对发达国家而言,可以通过CDM以远低于其国内所需的成本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指标,节约了大量资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实现节能减排的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测算,近几年发达国家将有约500亿美元的投资通过CDM渠道资助发展中国家。截至2008年6月,我国已有224个获得注册的CDM项目,共核发“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额度1.1亿多吨,市值超过11亿美元。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CO2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2008年9月25日,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在天津滨海新区挂牌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预示着我国“碳金融”业务将有一个广阔的前景。目前,已有人提出了未来国际货币发行将与CO2排放权挂钩的思想,相关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